原标题：城南旧事

　　徐瀛作

　　杨椒山祠现状张鹏/摄

　　安徽会馆大戏台金可/摄

　　安徽会馆后门车军/摄

　　杨椒山祠和“公车上书”

　　宣武门外，也就是宣南文化的中心区域，这些年拆得也差不多了，古迹十不存一。那些看上去很破旧的大杂院，追溯起来，很多都发生过惊心动魄的故事，历史烟云仿佛拂面而过。宣南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笔者跟随社科院文学所杨早老师寻访宣南留下的戊戌变法遗迹，来到了宣外达智桥胡同里的这座老宅院——杨椒山祠。几百年来，这里发生了不少载入史册的事件，然而真相却始终扑朔迷离，就让我们去探究一番。

　　破败古建原是明朝忠臣故居

　　一走进达智桥胡同，很快就能看到胡同东口的南侧有一座大门紧闭，看上去相当破败的古建筑。青砖残破，门窗刷的绿漆已斑驳，甚至还留下路人乱涂的痕迹。据附近居民讲，这里曾经一度用作菜市场，里面杂乱不堪，后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才逐渐清退，但并未得到修缮。

　　然而，这个地方其实大大的有名，墙上挂的牌子是“杨椒山祠”。这里曾是明朝大臣杨继盛的故居，杨继盛号椒山，他因历数了权臣严嵩五奸十大罪，被严嵩投入刑部大狱，最后在西市(明朝刑场，在今西四一带)被杀。临刑前，他留下了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杨椒山因气节高尚受到后人景仰，死后这里就变成了祭祀他的祠堂，杨椒山祠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作“松筠庵”。松筠庵清朝时已经是很多文人士大夫的聚会场所，这里是宣南文化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地方。

　　宣南为什么会成为北京一个大型文化社区？杨早老师解释，这主要因为科举制度。清朝的时候官府对进京赶考的举子补贴比较制度化，形式也比较丰富。据记载，广东琼州府，也就是今天的海南，举子到北京赶考，官府会补贴30两银子；而山东只能补助一两银子，差距很大。有的地方还会给举子配马匹，允许使用驿站。这样的制度吸引大批举子进京，他们从广安门进来，进城之后，很多人就会留在附近。于是很多举子在宣南租房，各省建立会馆，这里就形成了比较大的文化区域。

　　还有一个原因是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广征天下图书，全国的书都往北京送，这样就形成一个很大的书籍买卖市场。这个市场主要在琉璃厂一带，还包括偏西的报国寺——那里也曾是一个旧货旧书市场，顾炎武进京就曾住在那里。科举的需要，加上书籍买卖市场的变化，逐渐形成了宣南这样一个文化空间。当然，还有一个客观背景，从顺治年间开始汉人就不允许住内城，只能住宣武门外，宣南一带于是形成了集中的汉人居住区，其中就有不少汉族士人和官员。

　　而地处宣南的松筠庵当年正是清朝文人儒士聚会雅集之地。杨早老师还讲了一段有趣的轶事，乾隆年间，有一天是和珅生日，因和珅是奸臣，被人不齿，所以很多翰林专门选择这一天在此聚会，意思是大家都不去拜寿，但是有一个人聚会中间溜走了，偷跑去和珅府拜寿。此人叫阮元，他在经学方面成就很高，后来在广州设立学海堂书院，梁启超还曾经在这家书院学习。

　　“公车上书”和康、梁涉政

　　杨椒山祠之所以出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发生地。

　　我们先来说说“公车”是怎么一回事。早在汉朝之时，官员是被各地方保举而来的，而当这些被保举的人来京师参政的时候，国家为了表示重视，都要派“公车”把他们接过来。以后，公车也就成为举人的代名词，而公车上书，说白了就是一次举人群体上书事件。

　　所以，杨椒山祠不但是宣南文化的重要代表地，它也和戊戌变法有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前，李鸿章从马关发回条约的内文，结果很快泄露出去，当即就有住在宣南地区的举子、官员上书，要求清政府不要签订这个条约。其中有一次的聚集活动就发生在松筠庵，就是“公车上书”。

　　当时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余人联署，要求光绪皇帝“拒和、迁都、变法”。5月2日，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云集到“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史称“公车上书”。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可以说，“公车上书”作为戊戌变法的序曲，点燃了人们改良、改革的希望之火。

　　这段历史我们都学过，简直耳熟能详，但是杨早老师却披露了一件事。“目前关于公车上书的描述基本都是根据康有为写的一本书，叫《公车上书记》。但很多历史学家重新考察的时候发现康有为的表述靠不住。为什么呢？首先他说那期间只有这一次上书，还是冒着风险，其实不然。据考证，当时上书朝廷要求不签《马关条约》的情况有二百多次，这次只不过是其中一次而已。他还说这次活动集中了十八省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松筠庵)这个地方能站得下一千二百人吗？”虽然杨椒山祠目前进不去，但是目测这院子怎么也站不下上千人。

　　“后来有人整理了名单，发现康有为不在这个名单里，梁启超排在280名以后，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这次上书康、梁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他们或许有参加，或许没有参加，但后来被描述成1895年康、梁就已经开始涉足朝政的一个证据，这个看来不太靠得住。”

　　松筠庵“公车上书”仅孤证

　　康、梁领导整个“公车上书”目前只有康有为的书提到，并无其他佐证。相反，与这个说法矛盾的证据倒是可以找到。

　　有史学家列出了重要时间节点这年5月2日，这一天都察院的工作记录清单上，并没有这个事情。试想京城上千名举子联合上书，这是多大的事情，都察院能够一点儿记录都没有？

　　所以，一些史学家认为，康有为在松筠庵的演讲也许是真的，但是真正留在现场的人并不多。5月2日是科举放榜的日子，据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康有为从一个内线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功名就可能会被取消。

　　也有学者推测，康有为并没有去都察院上书。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记载：“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是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据史料记载，当年2月17日至4月21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对和谈的奏折、电报多达一百五十余件，参与人数超过两千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过半数参与其中，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官员们早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的上书运动。在官员们的策动下，入京会试的举人们同样热情高涨，各省公车自行联名上书有31件，共一千五百余人次签名。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他的日记对很多历史事件的研究都很有帮助，而且他的日记以细节著称，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记。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没有出现过一千二百多名举人到都察院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

　　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

　　“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是光绪帝周围的一品大臣翁同龢、杨深秀等“帝党”；而后期具体执行者是被称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

　　历史学者姜鸣老师说过：“康有为因运而生，是一个天才的宣传鼓动家。尽管未曾上书，他所写的这一篇文字，仍然是当时所有反对和约的文件中最精采最有分量的。”

　　124年过去，来到当年历史风云的漩涡中心宣南，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附近有康、梁办报的南海会馆，有谭嗣同出生的浏阳会馆，有六君子就义的菜市口，有他们停灵的法源寺和莲花寺，当然还有扑朔迷离的杨椒山祠。

　　无法走进紧闭的杨椒山祠感受那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我们只能望门兴叹。院子的西南角，一个古朴的亭子探出围墙，引人注目。据说道光年间祠西南隅建“谏草亭”，应该就是这个亭子吧？一切历史的遗迹正在逐渐湮没，不过一百多年的时光，我们已无法确知当年的情形，可见历史的尘沙中掩埋了多少秘密。（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