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智能时代”还需要工具书吗？

　　法无明文不为罪。办理刑事案件，法典不能离手。对办案人员和刑辩律师来说，“两高”司法解释、意见批复、会议纪要、指导案例，手头得常备常新。“一本通”“总整理”“全厚细”等刑事工具书，也是必不可少。

　　当然，司法实践中，许多“疑难杂症”，无法直接从字面求解。例如，多次抢劫预备，能否认定“多次抢劫”？经营有偿讨债业务，是否属于“非法经营”？国有控股企业中，哪些人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上述问题，单查法条不够，有时得靠“立法释义”或“理解适用”支招，或者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刑事审判参考》等出版物中寻找答案。问题是，这些释义、参考、案例分布甚广，体系庞大，查询不易，即使汇编整理，也是不易携带的“大部头”。

　　我任刑事法官时，曾想逐字梳理前述文献，从中提炼“干货”、归纳“规则”，编撰一本相对全面、实用的“小册子”。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人工智能大潮，我又开始犹豫：当所有法律法规、司法文件、裁判文书都可以在“超级数据库”内“一网查询”，当“智能类案推送”成为各类办案辅助系统的核心“卖点”时，还有必要再去编一本法条注释书吗？一切交给数据和机器，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了？

　　“当然不可能全靠机器解决。”当我向法律科技界的朋友求教时，大家都给出否定答案。是的，按照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机在语音识别、图文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方面进步神速，但具体到法律领域，还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推送、精确回应”。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刑事罪名背后，都隐藏着千百种“适用场景”，对应着各类成文或不成文规则。这其中，既有法律适用规则、量刑操作规则，也有证据审核规则、程序把关规则。如果没有法律专业人士去提炼、分类、整合，并作标准化处理，将之转化为算法嵌入系统，机器就只能回答“抢劫罪规定在刑法第几条、有哪几种加重处理情形、入户抢劫致人轻伤如何量刑”等简单问题，无法就复杂案情作出反应。

　　机器若想“智能”，必须经过“深度学习”和“试错训练”，而学习的对象，并非法条或司法解释的简单堆砌，而是经过一线办案人员“精加工”过的法律适用规则。

　　规则越是“以问题为导向”，越是经过反复提炼、校正，机器的反应就越是灵敏，结果就越可能接近准确。正如行内对“人工智能”的解释：“投入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

　　即使进入“智能时代”，法律专业主义仍然必不可少。推动实现“智能辅助办案”，不仅需要工程师和程序员的孜孜努力，更离不开法律专业人士精心绘制的“知识图谱”。

　　这里的“法律知识图谱”，是教会机器开展法律推理的基础。总体上看，它是法律法规、司法文件、法院判例、证据规则和案件事实的动态集合。具体而言，又可以细分到追诉标准、法律适用、取证指引、证据分析、量刑指南等各个领域。

　　2017年年底，因为工作关系，我参与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又称“206工程”)的应用推广工作。“206工程”的初步目标，是对应刑法常用罪名，制定相应证据标准和规则，将之嵌入司法办案系统，实现对证据的统一提示指引、严格校验把关。

　　证据指引工程庞大，必须以“众筹”形式完成。但法律适用规则的整理，其实是刑法知识的一次“精加工”，编辑者的逻辑编排、要旨提炼、观点选择，体现了个人的价值取向、学术判断、政策立场。因此，我决心利用业余时间，编撰一本聚合刑法法条、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司法指导文件及其起草者解读，囊括各类有效判例规则的刑法注释书。

　　与德、日学者侧重以学说、理论注解法典的传统注释书不同，这本《刑法注释书》选择的注释工具，是立法释义、立法解释、立法解释性意见、司法解释、司法指导文件、指导性案例、公安文件、相关文件理解与适用等。

　　受罪刑法定原则规制，刑法典是一个相对闭合的规范体系，最适合以注释方式编撰。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快速发展，刑法及其司法解释也必须不断予以回应。

　　可以说，任何一本纸质刑法工具书，从出版当日就“过时”了。当然，随着科技发展，有很多方式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实践中，可能已有法官审理过超越规范性文件、指导性案例所列情形的案件，并根据刑法精神，在裁判文书说理过程中确立了新的规则。如果依托注释书建立在线专业社群，由法律研究者或从业者适时提供生效判决文号或文本，不断丰富完善、调整校正相关裁判规则，将为推动立法、司法完善提供更多燃料和动力。这也是我将着手的一项探索。

　　我相信，即使法律人工智能已广泛投入运用，但只要注释者始终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始终秉持刑法正义精神，法律人的“情怀”和“匠心”，是无法被复制和替代的。(何帆 作者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